步入2023年的年末，欧元区的经济形势似乎仍不明朗。

　　一方面，由于战争、疫情的影响，欧元区通胀率在过去两年间持续攀升，但近来连降，已至两年多来的最低水平。另一方面，工业产值也在持续下降，欧元区工业“堡垒”德国工业生产数据连续五个月环比下滑。有市场声音因此对欧元区明年的经济增长形势感到悲观，甚至认为，有可能出现技术性衰退。

　　从短期和长期来看，欧洲经济也存在着两难。长期来看，欧元区国家希望实现产业的绿色转型，但短期的结构调整会造成岗位流失等民生问题。目前来看，欧洲央行与大多数欧元区国家的货币、财政政策都将重心放在抑制通胀而非刺激增长上，这将给工业生产带来较大负面效应。

　　欧元区会出现衰退吗？要如何才能在抑制通胀和刺激增长、结构稳定和产业转型之间找到新的平衡？中欧关系的前景如何？ 欧洲经济能否避免寒冬？

　　带着这些问题，界面新闻近日专访了欧盟布鲁盖尔经济研究所（Bruegel）的所长杰罗明·泽特迈尔（Jeromin Zettelmeyer）。 成立于2005年的布鲁盖尔经济研究所是欧洲最有影响力的经济类智库，其现任董事会主席为欧洲央行前任行长特里谢（Jean-Claude-Trichet）。在2017年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全球智库排行榜上，布鲁盖尔综合排名全球第四、经济类智库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泽特迈尔是欧洲知名的经济学家，长期专注经济政策的研究。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战略与政策审查部副主任、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丹尼斯-韦瑟尔斯通高级研究员（2019 年）和高级研究员（2016-19 年）、德国联邦经济事务和能源部经济政策总干事（2014-16 年）、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研究部主任和副首席经济学家（2008-2014 年）等。他拥有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1995 年）和波恩大学经济学学位（1990 年）。他发表了大量关于金融危机、主权债务、经济增长、向市场过渡和欧洲货币联盟等主题的文章。他最近的研究兴趣包括欧洲货币联盟的经济架构、主权债务、债务与气候，以及经济民族主义在发达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回归。

　　以下是专访全文，刊发时有编辑。

　　一问：欧元区经济会否衰退？

　　界面新闻：最近几个月，你认为欧元区经济目前处于哪个阶段？是否正面临衰退的风险？

　　泽特迈尔：总体上，欧元区经济在2023整年的表现比我们的预期较好，尽管德国经济短暂陷入负增长，这也并不令人意外，我们曾预期更严重的经济减速。考虑到乌克兰冲突导致的能源价格震荡和信心受损，关于俄罗斯天然气，需求和供应两方面都出现了更多的替代，因此冲击并没有那么严重。

　　与此同时，我们正在经历的是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的反应，后者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新冠疫情引起的供应中断和能源供应冲击的结果。货币政策的反应已经导致了经济减速，可能会演变为衰退。目前尚不清晰，但考虑到货币政策的正常传导时滞，短期之内这会是欧洲面临的主要问题，在接下来一两年里，这可能会拖累经济并可能引发一场衰退。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长期因素对增长构成拖累，对于欧洲而言，最重要的因素是结构性偏高的能源价格和人口增长放缓。

　　二问：欧元区如何提振经济？

　　界面新闻：你提到了不同的货币政策可能对明年的经济前景产生不同影响。根据你的研究，你认为欧元区接下来需要采取什么样的货币政策来提振经济呢？

　　泽特迈尔：我认为此时货币政策应该放松。我无法告诉你到什么程度，但利率应该下降，对一些已经发生的收紧，需要予以逆转。欧元区的通货膨胀目前仍然高于目标，但可能会很快降至目标以下。美国的通货膨胀目前仍略高，但他们实际上宣布了一项重大的宽松措施，欧央行可能希望参考美国的例子，但二者情况不同。在通货膨胀发展方面，欧元区实际上落后于美国，欧央行可能不想走得像美国那样远，但我对欧央行具体应该做什么没有强烈的看法。再次强调，这不是我的研究重点。

　　三问：欧洲经济的绿色转型挑战在哪里？

　　界面新闻：第28届联合国气候峰会刚刚在迪拜结束，本届会议达成了历史性协议，各国代表一致呼吁转型脱离化石燃料。你觉得这一协议是否会对欧洲的政策制定产生重大影响？

　　泽特迈尔：我认为此事不会在欧洲的政策制定上产生很大影响。它在本质上加强了全球淘汰化石燃料的共识，而淘汰化石燃料尤其是煤炭是欧洲早已达成的共识。而且尽管协议朝着脱离化石燃料的方向走了一步，但在煤炭方面仍然没有强烈的措辞，最终协议的主要措辞是转型脱离化石燃料（transition away from fossil fuel），实质上是一种妥协的表述。

　　对于欧洲来说，有两个主要问题，在这次大会之后这两个问题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

　　一个大问题是，欧洲绿色新政（European Green Deal）设下了相当雄心勃勃的目标，而考虑到政治反对党，尤其是右翼，要兑现这些转型目标并不容易。人们担心这将带来经济成本，这可能会成为选举中引起分歧的问题。明年的欧洲议会选举尤其值得担忧，因为反对欧洲进行过快脱碳的政治力量可能会在选举后更强势。我们写了一些文章，探讨欧洲层面上可以采取什么措施来加强气候行动治理以实现这些目标。

　　欧盟需要考虑的另一个问题——也许本次气候大会某种程度上加强了这一点——是欧盟如何在财政上进一步支持新兴和发展中国家的脱碳进程，尤其是摆脱煤炭。这几年，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多国合作的框架，也就是通过国际合作伙伴组织（ International Partners Group，IPG）与发展中国家结成公正能源转型伙伴关系（Just Energy Transition Partnership, JETP）。我认为欧盟需要更加认真地对待这些计划，并且扩大对其财政支持（编者注：欧盟是IPG创始成员之一。目前IPG已经与南非、印度尼西亚、越南和塞内加尔建立了公正能源转型伙伴关系，IPG 的总融资承诺已达 93 亿美元）。

　　四问：如何在减碳、竞争力和经济安全性三点之间做好平衡？

　　界面新闻：如何在减碳、竞争力和经济安全性三点之间做好平衡，对于世界各国都是一大挑战。在一篇评论文章中你指出，做好这种平衡对欧洲而言额外紧迫。你如何看待它们之间的关系？

　　泽特迈尔：在欧盟的印象中，我们在某些进口方面过于依赖中国，而经济安全性意味着需要进行多元化，即从更广泛的国家进口，或者重新本土生产——也就是增强在国内生产我们依赖的商品的能力。这意味着欧盟要么自己生产同样的商品，要么从中国以外的地方进口相同的商品，但很可能比现在进口的商品价格更高，这将使绿色转型更加昂贵。因此我们需要在经济安全性和快速减碳之间进行权衡。

　　如果我们面临着（制造业）回流欧洲的大趋势，我们也要在经济安全性和竞争力之间进行权衡。欧洲的竞争优势之一就是能够以相对较低的成本进口中间品。我认为目前还不存在这种情况，但欧洲有些人认为（制造业回流会导致）我们将失去这一优势。欧洲是一个结构性昂贵的地方，因为欧洲的社会安全网和能源都成本高昂。因此，欧洲的竞争力真正需要的是在销售端和进口端都实现国际一体化。欧洲需要廉价的原材料和中间品，将其投入生产链，并用它们生产更高附加值的产品。一定程度上，如果地缘政治导致欧洲的供应链断裂，例如来自中国的原材料，这将削弱欧洲的竞争力。

　　总之，经济安全性和竞争力之间存在权衡，经济安全性和绿色转型之间也存在权衡，而这些因素并不指向同一个方向。例如，通过绿色转型，可再生能源的生产会减少对化石燃料——特别是天然气和石油——进口的依赖。这有利于经济安全性，因为这使我们在未来出现能源供应链中断的情况下更加安全，达到更高程度的能源独立，也有利于竞争力。但是在实现绿色转型的过程中，我们会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进口材料，而其输入可能来自可能会受到干扰的供应链。

　　五问：中国在欧洲经济的角色是否可以替代？

　　界面新闻：说到贸易伙伴多元化，你认为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贸易伙伴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中国在欧洲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吗？

　　泽特迈尔：就原材料而言，一个明显的选择是南美洲。至于处理能力，所要求的不是当地拥有原材料，而是建设工业能力；欧洲可以自己处理，或者也可以选择其他地方。问题在于，顶层不能决定改变贸易伙伴，因为这些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私人公司做出的。（顶层）能做的是尽力消除与潜在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障碍，或者通过补贴吸引（本地企业）以加强国内的建设能力。这些是主要的政策工具。

　　欧盟还可以实施歧视性的贸易工具，比如在补贴项目中提出本地成分要求，或者像美国那样加收关税。欧盟迄今为止一直不愿采取这一步的原因是，欧盟认为，无论出于什么原因，违反规则都不利于多边贸易体制的规则和可信度。我之前说过，欧洲非常依赖开放贸易，中国也是如此，因此，我认为在最小化供应链调整的次生损害方面，双方存在共同利益。我认为（欧盟）可以考虑的一件事情是将中国纳入某种理解，哪些措施是可以接受的，哪些是不可接受的，从而降低双方进行报复的风险。到目前为止，我认为欧盟希望的是一种限制范围内的去风险化，在与中国的巨额贸易量中，有针对性地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这种策略存在一些风险。其一是，欧洲可能会在推动制造业回流本土方面走得太远。其二是，欧盟目前尚未这样做，但在未来或许会采取与WTO规则相悖的歧视性手段。还有一个风险是，即使欧盟采取了符合WTO规则的措施，中国也可能进行报复。例如，欧委会9月宣布将对中国生产的电动汽车展开反补贴调查，该调查在WTO规则下完全合法，我们还不确定会发现什么。即使是一种有节制的降风险策略，如果引发贸易战和更广泛的报复，那么贸易关系可能会迅速解体。因此，我认为如果欧盟和中国能够进行沟通，以确保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可能是个明智的选择。

　　六问：中欧峰会影响几何？

　　界面新闻：上述贸易关系问题在中国和欧洲之间长期存在。最近，多位欧洲领导人来华参加中欧峰会。你是否在这次访问中看到了新的变化？

　　泽特迈尔：是的，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沟通。中国需要了解近年来欧盟内部——特别是布鲁塞尔——（对华）情绪转变有多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欧盟并不在意美国对中国的担忧，但现在不再如此，欧盟与美国有着非常大的共同关切，对中国的担忧日益增长，与此同时，对自己成为中国强制行为受害者的潜在损害越来越敏感。新冠疫情展示了贸易一体化令欧洲变得多么脆弱，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又令欧洲被迫大幅减少了来自俄罗斯的天然气供应。因此，欧洲人普遍感到，这两个事件敲响了警钟，最好为下一次可能来自中国的贸易冲击做好准备，这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现象。因此，我认为与中国“生意照旧”（business as usual）不再是欧盟的选择，欧盟内部对于涉华“去风险”（de-risking）存在非常广泛的共识。我不确定中国现在是否理解了这一点。

　　我认为欧盟将尝试在保持与中国当前大部分贸易的同时降低风险，它不会什么都不做，简单地允许当前的状态持续下去。因此问题是，双方能否以协作的方式实现这一点，给对方一些余地——从而仅在一部分领域减少贸易，免得双方舍弃大部分贸易利益或者导致一场广泛的贸易战。比如我刚刚提到了电动汽车调查的问题，有人担忧它可能导致类似情况。

　　所以我认为，中欧峰会的重要性主要是在领导人之间建立更好的沟通，确保对方了解基本关切，以及应该尊重哪些底线，从而实现新的成果。这不是为了说服中国同意欧盟在某个特定问题上是正确的，但要确保中国了解欧盟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方式以及发生了什么变化。

　　七问：乌克兰开启入盟谈判，对欧元区经济来说意味着什么？

　　界面新闻：最近，欧盟宣布同意对乌克兰开启入盟谈判。从经济的角度来看，这对于欧元区意味着什么？

　　泽特迈尔：长远来看，这会带来非常积极的影响。乌克兰是一个在技术和农业等领域相当充满活力的经济体，欧盟将获得大量人口和生产能力。特别是和过去相比，如今的贸易局势更有可能受到扰动，此时在欧盟内部拥有乌克兰这样一个经济体是非常重要的优势。

　　但也有两大潜在风险。一是由于收入差距如此之大，基于欧盟目前的农业补贴政策和预算规则，欧盟可能会在长期过渡期内向乌克兰进行相当大的重新分配，这可能会削弱欧盟的凝聚力，因为某些现有的欧盟成员国可能不愿意在较长的过渡期内为乌克兰支付账单。而且乌克兰的农业规模较大，这意味着当前的欧盟预算结构将出现大规模的转移。

　　另一个最令人担忧的方面在于，乌克兰目前对欧盟非常支持，是一个建设性的伙伴。但由于乌克兰的民主体制相对年轻，可能由于再次出现的治理问题而变得不再有吸引力——就像匈牙利一样。这一点可能会在欧盟决策过程中造成阻碍。通常来说，在乌克兰加入欧盟的同时，欧盟也会进行机构改革，以解决这一问题。这不是什么不可逾越的障碍，我强烈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但这些问题也很复杂。

　　八问：在经济领域，你最关注的三个国家是什么？

　　泽特迈尔：只选三个的话很难选，我最关注的是美国、中国、法国和德国。如果可以把欧盟算进去，我会说欧盟、美国和中国。

　　九问：现阶段你最关注的经济现象是什么？

　　泽特迈尔：最重要的可能是地缘政治和经济安全关切对贸易和产业政策的影响。其次可能是绿色转型对宏观经济、社会问题和内部凝聚力的影响。

　　十问：在经济领域，你是否看到了一些积极的趋势？

　　泽特迈尔：首先，中国、欧洲和美国一致认同了应对气候行动的紧迫性。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达成了一致意见，尽管仍然不够快，但三方至少有一种共同的判断。当然，我担心如果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美国将再次退出（联合国巴黎气候协议）。但即便他当选，美国要再次退出也比上一次要困难得多。所以这是主要的积极趋势。

　　另一个积极的趋势是，欧洲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表现得比许多人预期的更加团结和有韧性，在乌克兰战争和能源冲击之后，尽管我们有内部分裂，但面对外部逆境，它们往往会被克服，这一点令人满意。